从硕龙到大新，再到东莞，越南在华务工人员

追逐着越来越大的梦想，也承担着越来越大的风险

2015年10月28日，黎明之前，天灰蒙蒙的。越南高平省下琅县一间农房里，38岁的黄春兰已经起身。她用了半个小时做好早饭，叫醒了要下田耕种的丈夫，换上绿色工作服，走向中越边界。

绕过一个小山坡，黄春兰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走到中方检查站。中方武警随便看了看边民证，打了声招呼，“返工啦！”她笑着应了一声。一分钟后，她就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大新县硕龙镇的老桥头饭店——她的工作单位。

九百米

硕龙镇位于大新县城西面。地处中越边境，边境线长30余公里，镇的中心是一条老街，镇政府、商店饭馆都集中在这里。老街西端是一座桥，横跨归春河，桥西是边检站，老桥头饭店坐落在桥东。

黄春兰的家离老桥头饭店仅有900米。早晨六点的光景，除了她，还有许多骑着三轮的越南人越过这座桥，车上装满越南特产——盔式帽、酸奶及香烟等，越南烟很便宜，十块钱一条，但未经过烤制的香烟味道非常冲，非大烟鬼不能适应。这些越南商贩在过境时要向中方交纳一元人民币的税款。

无论是黄春兰，还是来来往往的越南商贩，他们的衣着打扮都与中国人无异，甚至摩托车都挂着中国的“桂”字头牌照。

硕龙镇有一万一千人，据硕龙镇街道办主任梁海燕透露，仅仅在老街上，有固定工作的越南人就接近一百人，他们或者当服务员，或者搞装修，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填补硕龙镇的人力资源空缺。

梁海燕自己也开着一间饭店，在老街的中心。在她的饭店里，有两个越南服务员，月工资都是一千多，不过梁对他们并不满意。硕龙镇饭店的顾客主要都是游客，这些越南工人的语言和壮语接近，和当地人可以交流，但无法胜任与游客的对话。“只能打扫下客房，客人点菜就不行了，”梁海燕说，“他们学会中文当翻译就能赚很多，哪里还愿意端盘子。”

硕龙镇上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无论是边民的住家楼房，还是酒店、商店，也不论这楼房是高耸豪华，还是低矮简陋，一律在楼房顶部用电焊固定钢筋制成旗杆，上面高扬国旗。大新的交通主干道是325县道，与老街成直角，这原本是一条军用公路，为配合1979年的对越反击战所修建。

走在硕龙镇的街道上，还不时看到缺胳膊少腿的老年残疾人，梁海燕告诉本刊记者，这都是当年地雷战的后果。黄春兰却已经选择性地忘记了这场战争，“我们家没有人打仗，那时候我们住得离边境很远。”

早上9点半，黄春兰已经收拾完厨房，开始整理饭店里的桌椅。她留着马尾辫，穿着红色的拖鞋，牙齿很白。黄春兰有两个半大儿子，都已经不再上学。除了种地，阿兰的丈夫和儿子都没有其他固定收入，有时候爷仨会一起到中国打杂工。她在老桥头饭店每月一千二的工资是全家最大的一笔收入。

每逢阴历的2、5和8日，是中越双方边民的赶集日，这一天，前往硕龙卖东西的越南村民格外多。2013年以前，黄春兰也是赶集大潮中的一员，将挖到的草药野菜运到硕龙老街。经过的次数多了，看到老桥头饭店生意兴旺就有了打工的念头。“虽然只有一河之隔，越南那边还是比较穷的，她丈夫那段时间生病，急需钱用。”饭店老板宁女士告诉本刊。2013年国庆节，由于生意繁忙，宁女士就收下了她。刚开始是按天算钱，过年后转为固定工。

在硕龙，双方村民过境不用护照，而是用边民证，向当地的派出所申请核发，每年年审，成本20元。出入境只需在边民证上盖章，理论上必须当天往返，但偶尔停留几天也不会有问题。由于边境线太长，很多越南人甚至都不办理边民证，划着竹排跨过归春河就入境了，中方的边界警察对此查得并不严格。

黄春兰的主要工作是端盘子，餐后收拾桌子，如果遇到客人加菜，就要招呼宁女士处理。她已经在这里做了两年，觉得广东人最和善，平日里最怕遇到东北客人，“他们脾气太急，口音很重，有时讲话连老板娘都听不懂。”阿兰说。

除了工资外，黄春兰并没有别的福利，宁女士逢年过节会给她包个几百元的红包。她知道当地人做一样的工作工资是她的两倍，也知道中国员工有五险一金，但她还是愿意留下来。“老板很好，客人也很好。”她反复说。虽然被客人骂过，她依然很满足。在越南，女性地位很低，黄春兰在家要等到丈夫儿子吃完饭才能用餐，中国女性地位之高让她非常惊奇，“在我们店，都是老板娘说了算。”

九十公里

当黄春兰在打扫卫生时，她的丈夫正在距离硕龙镇九十公里的大新县城中做房屋外装修。这里不但盛产龙眼，铅矿和锌矿都有很高产量，当地也有很多人挖山采石，早早就富裕了起来，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楼。

从2008年开始，越南的外墙雕饰开始传到大新，很多大新人盖楼后，外装修指明要做越式风格——小洋楼一般会做个尖顶，窗棂比较精致，红色为主色调，外立面做飞龙雕饰。“我们生意非常忙，基本上就是一单接一单，很少有空闲。”大新县某雕饰公司的老板李福军（化名）告诉本刊，天龙是当地最大的越式装修公司，李手下有二十多个越南工匠。

“现在大新有五百个左右的越南工匠专门从事外装修。”李福军说，他们一般由工头带领，进入国内。工头会说中国话，了解国内装修行情。

阮文贤三个月前来到大新，他没有护照，也没有边民证，从山区小路进入中国的德天边境，然后坐车到了大新。他是越南永福省人，今年17岁，有着一双很浓的眉毛，矮矮胖胖，看上去很敦实。当记者见到他时，他穿着红色T恤和牛仔裤，正蹲在脚手架上粉刷天花板。

刚开始，阮文贤不愿意和记者说话，他蹲在脚手架上，用屁股对着记者。直到记者答应补偿他一天的工资——五十块钱的时候，他才欢快地开了口。阮文贤基本能听懂普通话，甚至能字正腔圆地脱口说几个词，比如“抽烟”，我们的谈话就从抽烟开始。

抽烟是阮文贤生活中最大的开支项。平日里，他和同伴住在郊区的平房当中，两人一张床，一间房住8个人。每天工作9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每月能拿到一千六百元。

阮文贤并不喜欢中国，甚至有些敌对情绪。他觉得中国烟太贵，而且没有劲，中国电视不好看，中国女孩太丑。他告诉记者，“胡志明市也有赚大钱的机会，我春节后要去那里。”

这种敌对情绪来自那场战争。大新商人李红前些年经常去越南做进口木材生意，“很多越南人都滞留在大新，警方都不会管，但我们在越南多留一两天都不行，酒店都会举报你，把你抓起来。做生意听说你是中国人就刁难你，到现在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侵略者。”

然而，敌视与否并不能改变硕龙、大新劳动力逐渐短缺的现实。李红最近租下了三百亩农田，打算种木瓜，但他怎么都找不到年轻劳动力，最后只好雇了十二个老年人帮他打理。“年纪最小的都五十六了，我挺害怕他们生病出事。”十一月是大新甘蔗成熟的季节，每当此时，漫山遍野的越南农民就从边境涌过来当小工砍甘蔗，最多时超过五万人。

越南劳动力逐渐凭借着各种的优势占据了大新的市场，他们不仅年轻，而且还有技术专长。“很多人点名要求越南人装修，他们不信任中国人的手艺，”李福军说，他手下的“头牌”是一对越南父子，父亲从事外墙雕饰已有二十年，“那个效果中国人根本做不出来。”

虽然如此，赚大钱的还是李福军这样的中国老板。由于掌握了客户，李福军接单后再转给越南人，30元每平米接的活25元转包出去，这些越南人成为他的摇钱树。虽然李福军不够光明磊落，但相比九百公里外的东莞，他已经是一个非常仁厚的老板了。

九百公里

东莞是越南打工者的终极梦想，每年的9月和10月，他们在越南工头的带领下，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以每批数十人的规模来到这里。

东莞的劳动力成本一路攀升。“新劳动法规定了工人底薪与加班费的标准，企业赚钱的利润空间就缩小了。”一位电子厂的老板告诉本刊，目前他手下的工人月平均工资在四千元。今年年初，东莞市还调整了全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包括平时及周末的加班费用，但越南工人并不在此列，他们的普遍时薪只有每小时10元，没有任何加班补偿。

引入便宜的越南劳工，成为东莞制造业的现实需求。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公安介绍，电子厂和制衣厂集中的厚街和常平成为引入越南劳工最多的两个镇。“他们没有护照越南烟，更没有工作签证，属于非法劳工，老板不让他们外出越南烟，所以很难统计具体数字。”

与硕龙的打工者不同，东莞的越南劳工存在着明显的剥削阶层——工头。除了极个别单独闯荡的越南人，越南劳工都由工头介绍。他们懂中国话，在越南物色老乡，并提供入境、联系工厂的一条龙服务，最后还帮助东莞老板管理工人。老板每月会把工资发给工头，工头从中扣除20%，再转发给手下。“这些工头对手下经常恫吓，不听话就威胁要把他们交给警方，有时还有暴力殴打。”上述公安说。

这种暴力管理终于酿成大祸。今年7月22日，五名在常平的越南劳工将一位名叫黄文识的工头绑架到常平镇木抡村一个出租屋里，并将他折磨杀害，原因是黄克扣工资，并打骂他们。目前此案已经进入到起诉阶段。

从硕龙到东莞，越南在华务工人员追逐着越来越大的梦想，也承担更多风险。即便如此，黄春兰仍想将儿子送过去，她也想一直在老桥头饭店做下去，攒钱为家里盖一栋楼。宁女士却已经在考虑解雇她，“稍微要说话的活就做不了，我在旁边做事时常要被叫过去帮忙，”宁女士说，“只要能招到本地人就不让她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