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卖烟救灾

云南卖烟救灾

增产卷烟救灾，将原本必须严厉控制的烟草，冠以抗震救灾的美名，这与其说是一种慈善，不如说是一种要挟。

9月7日云南彝良发生5.7级地震，截至目前，已造成数百人死伤，数十万人受灾。在各界纷纷救灾的同时，云南省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旨在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用于灾区的灾后重建。“增烟救灾”无论最后有多少税收用于灾后重建，地方政府和烟草企业都是获益者，这看上去更像是趁火打劫。

地方政府申请增产卷烟来为救灾筹资，还真是头一次听说。想想看，倘若这一申请得到批准，“为了灾民，请多抽一根烟”不是一句很荒谬的广告词吗?不过我们总算明白了，在地方政府眼里，卷烟根本不是烟，是钱。只要弄来生产指标，钱就能如流水般流进企业和政府的腰包。

“烟草救灾”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抗震救灾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地方财政预算中也应留有专门预算甚至大幅压缩三公消费也得全力救灾。筹资救灾居然还“讲条件”，实在闻所未闻。

要知道，早在2010年云南香烟，云产卷烟规模就达到969万箱，省内企业实现税利685亿元;而根据云南烟草工业正在着力推进的所谓“5331”品牌发展战略，到2015年年末，全省卷烟产销规模将达到1250万箱/年，税利达到830亿元/年。换言之，就算从烟草税收中拿出钱来救灾，也绝对“不差钱”。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地方政府想借救灾之名增加卷烟生产指标，因为在平日很难成功提出这样的申请。

不难想见，对于患有严重烟草财政依赖症的地方政府而言，控烟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控烟之所以长期不力，关键原因不在于具体手段，而是在于要不要控烟。

依靠另一种害命的方法来谋财，以对抗夺走生命的灾难，再也没有比这更为荒谬的救灾逻辑了。谋财害命的烟草，从来就不适合作为慈善的主角。增产卷烟救灾，将原本必须严厉控制的烟草，冠以抗震救灾的美名，这与其说是一种慈善，不如说是一种要挟。

不可否认，烟草行业尽管受专卖的垄断，但同样也是个受管制的行业，卷烟企业的生产计划并非是其真实产能的体现，而是受到配额的限制，也就是说卷烟生产的产能很大程度上被配额所压抑的。既然如此，只需把现成的烟草产能释放出来，救灾经费便可有了着落，这的确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乍一看来，增产40万大箱卷烟，似乎完全是应救灾之需，并为灾后重建填补资金缺口。不过，烟草生产之所以有配额，除了垄断本身的因素使然之外云南香烟，同样也是在履行控烟承诺。既然如此，增产卷烟，显然是对控烟承诺的公然违背。既然烟草对于公共健康的危害已然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以增产卷烟来为救灾筹资，其实相当于把救灾的责任转化为另一种祸害，更是以公共卫生与健康为代价的。如此“卷烟救灾”，称之为饮鸩止渴，自然并不为过。

事实上，假如“卷烟救灾”这一逻辑也可以行得通的话，那么黑心商人便可说为缴税而生产地沟油，挂羊头卖狗肉的慈善组织更可在筹资的同时光明正大地顺便捞钱了。岂不意味着救灾筹款可以不择手段?尤其是当救灾筹款竟然可以违背对于公共健康的承诺，甚至不惜以牺牲公共健康为代价。这更是突破了救灾筹款的边界与底线。莫非，除了加害并让公众健康受损，救灾筹款真的已穷尽所有可能，再无其他办法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以灾后重建筹款的名义增产“卷烟”，与其说真是心系灾区重建，毋宁说不过是对“烟草发地震灾难财”的美其名曰罢了。

如此“卷烟救灾”，恐怕本身已然成了一场更大也更凶险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