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时间，跟随课题组，我走访了十余个村子。在调查之前，我对城中村有着种种的怀疑和想象。城中村是否是均质化的贫穷？居住条件真的很恶劣吗？城中村是否有着火灾等种种隐患？

以及，从一个研究参与者的角度，更让人焦虑的——“大清除”之后，北京还有城中村吗？城中村是不是名存实亡了？

这些疑惑与想象，与我在城中村相当个人化的见闻相交汇，似乎厘清了一些问题的思路，也催生一些感慨。但时刻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这些见闻，在更大的意义上，仍然是一种“想象”。

因而，以下的这些文字，如果要作为一种事实性的存在，我是相当怀疑的。我更愿意把它当作一种背景，一种底色。此次调研的一个主题是“质性研究”——这些文字至少可以作为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我想，这也是“质性”的一处体现。

院落深处的保时捷

和周围的城市地区相比，城中村看起来又穷又破。街旁肆意横流的污水，泥泞的道路，家门口煤炉呛人的浓烟，街边烤鸭店飘来的油腻的香气，以及转角处臭气哄哄的垃圾堆和公共厕所——这些是我行走在城中村街头的感官体验，也符合我来到城中村之前的一种想象。

城中村中的“握手楼”

可是，当我继续行走，当我走访了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第十个的村子的时候，我开始觉察到，城中村之间的差异，城中村内部的差异，可能比城中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更为巨大。

这种想象的破除，最初来源于院落深处的一台保时捷。

那日我和小伙伴们四散开来调查。我穿过弯弯曲曲的小路，自觉走到了城中村的边缘，看到了几处大门紧闭的院落。这几处院落不同于城中村普遍的低矮的平房，我更愿意称之为“院子”，而不是“平房”。我想这样描述，大家些许可以理解这几处院子的建设水平了。最令我惊讶的是，院子旁边竟然停着一辆保时捷。豪车在北京，哪怕是如我家乡一般的小城市，并不稀有，但是在城中村里，确乎有些超出我当时的认知。诚然，在进入城中村之前，我脑海里飘过万千种想法，曾想过，城中村的“土豪”也未必。但是在穿过层层尘土与烟火，恍然撞见一辆保时捷的时候，我还是相当震惊的。

再后来，在与租户的交谈中，我得知，“房东很多都很有钱的”。而告诉我这句话的，恰恰是每月只能收1000多元房租的一位大姐。

如果说我对于房东和租户之间的想象由此破裂了的话，那么我对租户内部的想象，也很快被打破了。

去年此时，我们刚开始进入城中村。在一整天的调查临近尾声，我们发现平房之中“耸立”着一栋四层公寓。虽说这公寓和我们通常认知里的“公寓”相比差很多，但是在城中村里，确乎属于高质量居住的存在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有一批程序员住在这里。这里的房租仍然低于周围城市很多很多，但条件却也不至于那么差，因而一些白领反而选择在这里居住。而一年后的今天，在我们走访的村子中，则看到一些村子甚至全都是这种“公寓”。很多在我们认知里薪资水平并不低的“程序员”——都住在这里。而街边的招租广告，也会将“白领公寓”——作为一个主要卖点。

如果说这接近于城中村的“上限”的话，那么城中村的“下限”也让我感到震惊。

街边晒太阳的一位老奶奶说，每个月只有儿子当保安的600块。我问，那您其他的收入有吗？比如租金？经过反复确认，老奶奶说真的只有600块。虽然到最后我依然对这个答案抱有怀疑，但是我也始终没能问出“那您平时是怎么生活”一类的问题，也没能对这个答案抱有完全信任。

在回去的车上，我和小伙伴们提及此事。小伙伴说起了他们遇到的另一批人——来自己东北的农民。因为种地亏了太多，已经接近“活不下去”的地步，只好来北京找找机会——而他们对于“政府”，“十分地仇恨”。同样来自东北的我，其实对东北近些年的经济状况有点数。至少在我的认知中，农业可能是黑龙江省为数不多能拿得出手的产业了。而如今，竟也至于如此地步？

一个群体：租二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街边的一位维护秩序的大叔。当我问及其收入时，大叔回答道：

“七八万吧。”

“您指的是，一个月七八万左右？”

“对的。”

“那月收入，大概是70000元左右？”

“差不多。”

“那您房屋的面积大概有多大？”

“2000平吧。”

“2000平？”

“嗯对，一百多家吧”。

问到这里，我才明白，这位大叔是一位“大房东”。

大叔指着街边的店面说：“他们这个区位好，前期投入几十万，一年就能挣几百万。我那个没这个好，前期投入了三百万。”

在调查结束的时候，大叔突然问了我们一句：“你们家长每年给你们多少生活费？”

我不知道大叔想要表达什么。只好说：“得个几万块吧，再算上学费什么的”。大叔听完，说：

“我儿子一月挣五千，我还得给他打两万。”

我一下子明白大叔想要表达的意思了。

“来就是要钱，给的少都不要，最少也得几千”。

“我跟儿子说，咱们老给人打工也不是个办法，要不咱们自己做点生意？他说，那得启动资金。我说，多少啊。你猜，你们猜多少？300万！我一听，得，我就认了，养你一辈子！”

“我跟你们讲啊，就这北京本地的孩子，至少得60%，都是吃老子的。北京这孩子，完蛋！”

长期以来，官二代，富二代，乃至“拆二代”，一直是城市话题领域的焦点。但是城中村里的“租二代”，对我而言又是一个全然陌生的话题。我想起，之前访谈过一位自称“每天也没啥事儿就是到处逛”的北京小哥，再到城中村内的种种豪车，我似乎觅到了一缕关联——但需要承认的是，这只是我对城中村的一种新的“想象”罢了。

城乡之间：模糊的边界

调查中有这样一道问题：假设这里拆迁，您会选择哪里居住？答案大概有同类区域、附近小区等等。但在向受访者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些困难。

我一直在怀疑的一件事是：“城中村”三个字，对于受访者而言，真的和城市有如此清晰的区隔吗？他们对于“城中村”这个概念有着清晰的划分吗？我该如何向他们界定“城中村”呢？因而，我在解释时，多数采用的是“类似这里便宜一点的？还是搬到一些贵一点的小区那种？”的说法。如果受访者前面提到“村儿”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会直接询问“还是住在类似的村儿里吗？”。

也许是由于我在使用“城中村”三个字上的吝啬，我几乎没有听到受访者主动提及“城中村”三个字。而提到最多的，大概是“村儿”这个词儿了。

虽然主观概念上的界定不甚清晰，但空间形态的差别却是显而易见。建筑形态上，城中村与周围的城镇化地区有着显著差别——它们多数是低矮的平房，即便是楼房，也明显是自建的楼房。无论是对于调查者，还是路人，“进村儿”，都是惯用的表达。这种空间区隔的极致体现在昌平区的白庙村。

城中村天空中纵横交错的电线

前期我去踩点时，恰好赶上两会。我走近白庙村，发现这个村子不仅是有“大门”的，而且是伸缩门。大门只留供两人出入的缝隙，并且有村内的管理人员在门口站岗。进门前我还有些担心，是否能够成功进入这个村子。事实证明，我虽然成功进入这个村子，我的担心却一点也不多余——我是从南门进来，打算从北门出去，但是却被告知要有“通行证”才可放行。

“得有证才能出去。”

“我进来怎么不用证？”

“你从哪个门进的？”

“南门啊。”

“那你从你进来的那个门出去。这个门进出都得要证。”

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脑海里第一个出现的词汇是：Gated Community（门禁社区）。

我有些担心，问了问这种安保措施大概要持续到什么时候，答曰：“三四天”。确认是两会无疑了。

后来我绕了一下，从距离北门大概500米的另一个门出去了。我盘算了一下，这村子大概有三个门。一个南门，两个北门。

南门：出入都不需要证件。

北1门：出入都需要证件。

北2门：出去不需要，进来需要。

这简直是中国奇幻管理的典型代表了。

在建筑形态、空间管理上，城中村的边界是极其清晰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城中村”这个概念真的存在吗？一个我可以感受到的事实是：“城中村”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报道上，被“他者化”了。记得我在调查一位发廊小哥的时候，他特别快地回复我：“我不住这，我在旁边小区楼房住”。似乎在这里，“平房”和“楼房”是两个更容易做出区分的概念，或者说是作为区分二者的“标签”。但不可否认的是，“城中村”与我们所谓的“城市”的联系，比我之前想象的要更紧密一些。在很多人的主观认知上，做出“城中村”这样一种清晰的划分，我觉得是有一些困难的。

大片的垃圾场外，遥望的是城市高楼林立

我回想起小学时候曾有过一段搬家经历。期间母亲曾带着我住过一阵“平房”。现在看来，那一处住所，的确可以算作“城中村”了。旁边是一个部队大院，另一侧则是小区和中学。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它最主要的认知仍然是“平房”，却很难为“平房”这种叙述添加其本身之外的含义。

当我回顾这一年来我走访过的村子，毋庸置疑，城中村是城市空间中异质性的存在，其边界往往非常清晰；但另一方面，对于很多人而言，“城中村”是否仅仅意味着“差一点的住房”呢？或者“差一点的居住条件”呢？这到底是一个居住质量线性变化的问题，还是两个类别之间的问题呢？

在很多外来务工者眼里，无论在城中村，还是在所谓的“市区”，他们自然都觉得来“北京打工”的。这其中有很多来北京是从事一些仅服务于城中村内部的行业——比如城中村内的电器维修、食品、服饰。在外来人口心中，北京的意义，掩盖了城中村的边界。

城中村的“良心”

很久很久以前，我在《杂文选刊》上读过一篇《天水围里的哈木哈木》，大意是顺着《天水围里的日与夜》、《天水围里的夜与雾》写下来的关于城市贫困区的文章。这大概是我对城市中的类“城中村”地区的第一次认知。来到城中村之前，我的另一个幻想便是：城中村里，是否有那种贫苦、感人的故事呢？

真的有。

17年初春，我同师弟在城中村调查。一位大叔主动过来要帮我们做问卷。我和师弟一会过去，发现这是一对老两口。他们住的只是一间类似仓房的屋子。不到10平米的房子被分割成了两部分，靠外面的大叔用来修理电器、招待客人，里面的屋子仅可容纳一张床。后来询问得知，叔叔和阿姨已经来到北京十几年了，迁居了十余次，最初竟也是住在海淀黄庄附近的。叔叔阿姨都是特别特别热情的人。不夸张的说，这一对夫妇很有可能是我所有的调查对象中遇到的最热情、最友好的人了。而且，阿姨非常能够理解我们的不易，对我们说，“你们这个要跑一天吧？那得多累啊？来，我们你们倒点水喝吧。”我和师弟赶紧客气说不用不用。恍然间我觉得，这位阿姨身上的热情，我大概仅仅在我妈招待人的时候看到过。

引起我注意的是坐在椅子上的一个小孩。大概7、8岁的模样，但从行为表现上看，似乎智力发育上有一些问题。这小孩明显不是他们的孩子，要说是他们的孙子，倒有一些可能。

阿姨有些不好意思，小声跟我们说：“这孩子是脑瘫儿，我们前些年把他捡回来的。”但阿姨马上跟上一句：

“别看他这样，其实他啥都知道，啥都明白，聪明着呢。”

说到这里，那位小弟弟笑了，用着不甚清晰的话语告诉我们今天是星期几私自造烟的村子，几月几号。

“他记性可好呢，日子记得很清楚”。

我印象中小弟弟还表达了对我们的一些关心。

我和师弟询问，那您当初捡回来的时候，您的子女有反对吗？

阿姨说：“那肯定也是有些反对的。他们都说，你弄这么个小孩怎么办啊。但是这小孩多可怜啊，其实捡回来也后悔了，但他真的不笨。只是最近该上学了，不知道要送到哪去呢。”

我问：“那您的孩子都工作了是吗？”

阿姨：“是啊，我们最初就是陪着孩子上学，学医，现在孩子工作了。我们一直在北京。”

我看着他们居住的小屋，床上挂着有些破旧的蚊帐，令人动容的却是床头挂着的一张结婚照。我想，伴他们度过这么多年的，不仅仅是对子女的爱，对他人的爱，还有二人之间的相濡以沫。当时的我正好在媒体实习，但想了想还是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也不知道是否应该表示出帮助的意愿，或者如何表达关心帮助。这一年也有过种种回村看望二位的想法，但终未成行。

大清除之后：城中村还在吗？

课题组第一次调查，是去年3月左右。第二次调查是今年的三月。2017年年末，北京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十分清楚。在今年调查之前，我们都十分忐忑——北京究竟拆了多少城中村？北京的城中村还在吗？还有人住吗？还有多少人住？又有多少人离开了？

巧的是，在去往村子的出租车上，司机师傅倒是给了我一个回答。他看我要去的目的地，直接问我：

“你这是要去北边的东三旗吧？”

我说：“对的对的。”

我赶紧追问：“师傅，那边村子拆了没有？”

师傅说：“没有！上次拆的那都是村委的地，个人家的没动。个人家的要拆了，那不成了拆迁了么。换句话说，这就是共产党自己的地，想怎么弄怎么弄！”

让人感到一丝欣慰的是，我们这一批走访的村子，没有一个被“清除”。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些村子，恰恰是从“2014年北京城中村整治名单”上选取的村子。

不过，“大清除”的确对城中村产生了影响。

与去年相比，很多村子的“租房”广告，更多了。增加的另一类广告，则是“有偿献血”。想来这也许是北京市取消“互助献血”政策的影响吧。

城中村中“有偿献血”广告

在东三旗，我们也有幸“参观”了大清除之后的“遗迹”。东三旗村子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繁华，多层小楼。另一部分则是低矮的平房、颓圮的砖墙。而这些低矮的平房，恰恰是北京“清除”之后，留下的遗迹。这个区域实际上几乎无人居住了，每一家仅仅留下一个人来看管院子。寥寥的几人看到我们，以为是来租房，直接跟我们说明：可以住，但是真的不知道可以住到什么时候。

“大清除”之后的城中村了无人烟

17年末“事件”的影响私自造烟的村子，绝不仅限于此。在后来的交流中我发现，所谓的“大清除”，打击的是人们对于留在北京的信心。在问及未来几年是否打算留在北京这一问题上，与去年相比，多了许多“说不定就被赶走了，还在这待什么”类似的回答。

有趣的是，以白庙为代表的一些管理水平较高的村子，对“被赶走”的焦虑似乎少了很多。很多人的回答是：“不会啊，在这住着不会被赶走”。而从迁居次数来讲，在城中村这个人口流动性极高的区域，白庙村竟也存在着长期居住、迁居次数极少的住户。

站在今天这个位置回望“北京清除”，“正史”上的记录少之又少，空间上的遗迹今虽犹在，却也成为了被人忽视的角落。只是事件的余波在城中村之间传递激荡，折射着“北漂”一族生活中的刀光剑影。

后记

距离城中村调研已过去半月。有时候早上还是会突然惊醒，城中村的浮光掠影依然在脑海里徘徊——无论是正午灿烂阳光下的广场，还是傍晚阴影下拥挤的街道。城中村的生活，是中国城市中一种特别而又典型的存在。

这里有大隐隐于市、开独立工作坊的帅气大叔，有月入十万、闷声大发财的土豪大爷，但更多的，是为谋生、挣钱而来城中村的“北漂”们。城中村，也许是这个城市里显得破落、肮脏的角落，但也恰恰是这座城市内部最有活力、最有“人间烟火”的地方。也许城中村会成为历史，也许有的城中村已经成为历史，也许他们终将成为历史，但却不应该被遗忘。

垃圾堆积得越高，倒塌的危险就越大：只要 一个罐头盒、一个废轮胎，或一只大肚酒瓶滚向莱奥尼亚，就会引起破鞋、陈年日历、枯花的大雪崩，整个城市就将被淹没在她始终力图摆脱的过去中。与邻近城市的周边混合在一起，终于彻底干净了。一场大灾变，把肮脏的群山夷为平地，每日更换新沂的城市被抹掉了一切痕迹。而附近那些已经准备好压路机的城市，则等待着平整这块土地，拓展自己的领地，扩大疆域，让自己的清洁工走向更远的地方。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