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月，村头的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淡淡的烟草被焚烧后的味道

汽车艰难地爬过浮桥，冲上河堤，简城村扑面而至。

这里显然刚刚经过一场打假风暴的洗礼。村头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烟草被焚烧后的味道；墙壁、门头、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坚决打击制售假烟的犯罪行为”等标语；从章化乡简城村学校飘出的喇叭声中，舞阳县政府的相关《通告》也正在被反复播放。

学校门口的斜坡前，停放着不少车辆，一些穿制服的人正忙忙碌碌。章化乡乡长宋朝选告诉记者，3月18日集中行动结束后，县里和乡里有关部门组织了一个四五十人的驻村工作队，巩固阶段性打假成果，协调善后事宜。

看得出来，简城村的生活有点寒碜。除了为数不多的两层小楼外，村里大多是砖木结构的房子，还有不少有裂缝和坍塌痕迹的土坯房点缀其间。而在整个村子里，记者甚至找不到一条像样点儿的道路。

或许是见怪不怪的缘故，村民们对外来车辆并不感到意外和惊奇，相反倒有几分木讷。在工作队驻地的斜对门，一群搓麻将的村民兴致正浓。

可能是见过“大场面”了，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快速跑到记者跟前：“我们村有点冤，机主都是外地人（襄城县和叶县），他们是租我们村的房子，一年才几十块钱……”

但该县相关领导在随后反驳了这种说法：外地制假售假者渗透和盘踞简城村的情况不假，但如果说当地人都没有参与也是不客观的。记者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位领导的说法。可以说，该村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散发着与假烟有关的信息。

村里不少住户关门落锁，其中有些据称是“被打掉的造假窝点，机器被捣碎或被没收了，人抓的抓、逃的逃”。

但余下的，依然够得上触目惊心。不少农户的门口、房侧和屋后，都堆放着成袋成袋烟丝，有的泼洒一地，有的还在冒着呛人的烟味；村里大大小小的池塘、水坑中漂浮着各种鼓囊囊的编织袋、麻袋，里面大多也是烟丝。“这些都是打假前村民从家里转移出来的，那些露天堆放的也被泼过水，不能再用了。”专卖办的工作人员说。

村后直达渡口的土路上，沿途也遗留有不少烟丝和成品烟。仅一处麦地边沟中，就倾倒有数万支的成品烟，有“帝豪”、“群英会”、“福音”等牌子，有的根本没有商标；河滩的沙堆上、水里，也能觅得见烟头、烟支和包装袋残片。

毫不夸张地说，整个村落，都被虚假的“烟”味严严实实地浸透着。

对舞阳而言，简城村像一个被割离的孤岛。

和平原地区的其他农村不同，在简城村很少能见到连片的土地，起伏的丘陵和时断时续的水脉将这里的农田切割得零零散散。

简城行政村隶属章化乡，包括简城、王庄、程庄三个自然村，2500多人，耕地1000余亩，人均约4分地，“糊口都是问题”。

正在打麻将的村民刘妮妮（音）告诉记者，她家4口人，有一亩多地，“去年打了五六袋麦子（约300公斤）”，而秋天的玉米则因为涝灾，颗粒无收。刘妮妮家的地连自己的口粮都顾不住私自造烟的村子，靠丈夫打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刘的两个孩子早就辍学了，“上不起，他们也不想学”。

除了驻村的干部外，记者在简城村很少见到青壮年的男人，村干部的解释是：“在家守着吃不饱饭，都到外头的建筑队打工去了。”

然而有人私下里告诉记者，有些人看到中央台的节目后，“连夜就跑了”。

舞阳和邻近的县都盛产优质烟叶。一个老舞阳人回忆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简城村人就有造烟的历史，只不过那时是为了自己抽，“90年代后，市场经济了，他们就开始往外卖”。

据说，在“3·18”之前，这里甚是“繁华”。一进村，就能听到机器的响声，“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只要有包装，啥烟都能做”，一台卷烟机一天能生产一二百箱香烟，有时候一台机器一天就能挣万把块。但据知情人讲，发财的机主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也就是打工挣个辛苦钱，村里贫富差距很大。

假烟从河边经过渡船、三轮车或面包车转运到舞阳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发往全国各地。央视记者在暗访时发现，简城村每天运出的香烟数量惊人。

或许正是源自这种生存的重压，村民们开始了扭曲的“自救”。

天然的地理屏障给制造假烟提供了“地利”，简城村历史上也有与相邻叶县、襄城县通婚的习惯，这边打假风声一紧私自造烟的村子，连人带设备都可以转移到周边的亲戚家去，这就是“人和”。打假中的“属地原则”对这种三市交界地带也确实无可奈何；而时下不少行业的信用缺失和假货横行，就自然成为造假者的“天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