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政府机关在烟草消费，尤其是高档香烟消费中所占的高比例不言而喻。《通知》对于烟草行业势必会造成一定影响

导报记者 牛其昌 济南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等有关规定的通知》（下称《通知》），旨在促进公共场所禁烟，加快控烟履约步伐。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明确强调，“公务活动承办单位不得提供烟草制品，公务活动参加人员不得吸烟、敬烟、劝烟；要严格监督管理，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开支 。”由此，作为与官场密不可分的烟草行业，中央遏制“香烟腐败”的初衷可见一斑。

“《通知》不仅标志着党中央和政府积极推进控烟，而且此举还将极大遏制近年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公款消费烟草的现象。”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许桂华上月30日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个别地方如湖北省公安县，屡次发红头文件，推销摊派卷烟香烟一手货源，消费高价卷烟，逐渐演化为一种高档消费、奢侈消费和“权力消费”，不仅不利于推进控烟，还增加了行政成本，助长了奢靡之风。

“控烟新规对于烟草行业势必会造成一定影响。”青岛颐中集团综合办公室主任张富强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香烟一手货源，但政府机关在烟草消费尤其是高档香烟消费中所占的高比例不言而喻。

高档烟流通链条

“烟草专卖局只是扮演‘批发商’的角色，负责烟草的流通、分配和管理，不负责量的多少。无论是普通烟还是高档烟，都只负责将其统一送到全省各地42万余个有资质的零售户，由零售户负责售卖。即便政府部门购买高档香烟，也是通过固定的零售商购买，因而烟草公司并不掌握政府机关在烟草整体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当被问及政府机关在烟草消费方面的情况时，山东省烟草专卖局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谨慎地表示。

据介绍，在我国实行烟草专卖的体制下，销售烟草需要专门的资质证明，如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由各地烟草专卖局统一供货管理，货品品种和数量都有严格限定，因而不存在烟厂直供党政机关单位的情况。

“政府机关一般都有专门负责采购的部门，都是通过烟草公司内部渠道提货，哪里会通过零售商购买。而且一些超过100块一盒的高档烟只在少数 ‘特供点’售卖，像我们这种普通烟酒店很难拿到货。”在位于济南市万寿路的一家烟酒超市，从事烟酒生意多年的老板孙川顺对上述说法质疑道，一些高档烟的正规流通渠道被严格管控着，一般只会出现在“特供点”的专品陈列柜中，而且数量极其有限。尤其是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基本没有“特供点”。

所谓“喝好酒的不买酒，抽好烟的不买烟”，据孙川顺透露，高档烟由于容易变现，往往被用做“送礼佳品”，主要在官员、企业老板中流通。而长期稳定的客户并不会在“特供点”和零售店购买，而是通过内部渠道提货。

据一名曾负责后勤采购工作的税务部门公职人员透露，机关单位在购买烟酒作为招待储备时，的确存在烟草公司的内部渠道，一来是考虑到价格相对便宜，二来渠道较为隐秘，不至于太过招摇。不过，以往有几家烟酒零售店跟单位领导关系走得比较近，因而也不排除出现一些单位通过固定零售店采购的情况。至于经费走账方面，烟酒采购一般走食堂经费的账，属于“三公经费”中公务接待的范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曾在一个有关提高烟草消费税的研讨会上表示，在公款和私款消费的边界上，最模糊的就是烟和酒。而且，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普遍被视为政府正常行为而未被纳入审计范围。因此，某些高档烟的消费就有了基本的支撑力，这部分的消费不会因为烟草消费税的提高而减少。

极易滋生腐败

有调查显示，我国男性教师吸烟率为50.2% 、男性医生人员吸烟率为47.3%、男性公务员吸烟率为61.0%，其中，52.7%吸烟的公务员表示从未戒烟，仅有37.3%的公务员表示近期有戒烟愿望。在上述三类有影响的人群中，男性公务员吸烟率最高。

尽管各级财政公务开支的消费项目不够具体，难以估算政府机关在烟草消费中究竟占多大比例，但通过一些亲身体验和身边的案例，我们还是不难窥探到，高档香烟与政府公务消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官员群体作为潜在的高档烟主要消费群体，极易滋生腐败现象。

在多次同地方政府或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的接触中，导报记者发现，借餐饮招待、会议活动等机会购买高档烟的现象实为普遍，“吃顿饭、开条烟”俨然成为很多公职人员，尤其是所谓“领导”的家常便饭。

“以往有多家负责政府接待的大型酒店，都是通过像我们一样的烟草经销商购入香烟再进行销售。近年来，或许是意识到高档香烟不愁销路和行业暴利的存在，很多高档酒店和会所干脆申领了烟草专卖的许可证，专门针对政府机关的公务接待活动进行销售。”孙川顺从另一侧面证实道。

反腐需治标治本

“前些年，南京的街头曾经出现过标有‘某某香烟—厅局级的享受’的广告牌，大张旗鼓地宣传高档烟，这说明的确有一部分高档烟用于干部消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导报特约评论员乔新生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公款消费中烟草消费的占比人们还不得而知，但从建国初期的香烟特别供应，到现在针对高级领导干部的香烟广告，说明的确有一部分高档香烟是专门供给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

张富强表示，如果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带头禁烟，这种带头示范的效果无疑将对香烟销售产生一定影响。

乔新生则认为，禁止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吸烟，更多地是一种姿态，或者说是一种控制烟草的示范作用，并不是彻底的反腐败制度，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有些领导干部不吸烟，但是同样收受高档香烟，家中高档香烟堆积如山，这说明高档香烟不仅是用来消费，同时也是用来进行利益交换的。因而在讨论烟草腐败问题的时候，不能本末倒置，应当从增加领导干部收入透明度入手，解决领导干部的腐败包括高档香烟腐败问题。”乔新生直言，解决腐败问题必须标本兼治，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个人情况的透明度，让党政领导干部的消费处于透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