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经济遭疫情重创之下，背负着道德负担的烟草制品业却一枝独秀。

据武汉市统计局公告，2020年一季度，武汉市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骤跌40.5%。全市38个行业大类中，仅烟草制品业同比增长9.2%，增速高于规上工业48.9个百分点，其余37个行业全都同比下降。

疫情危机中不降反增的武汉烟草产业，究竟是何存在，在武汉经济格局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左手红金龙，右手黄鹤楼

金黄色的包装，烟盒上不见“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而是写着篆体字“黄鹤楼”以及简体字“中国梦”， 售价一盒千元，一条万元。

2013年，湖北中烟被曝推出天价烟——黄鹤楼中国梦，这在中央三令五申严控三公经费、国家烟草局加强“天价烟”管理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刺眼。

尽管事后湖北中烟称，该款香烟系内部研发的创意产品，价格还未最终确定，但始终无法掩饰的是，其对高价烟的探索兴趣。毕竟从红金龙到黄鹤楼的过往经验表明，排名靠后的烟企往往得靠高端市场“夺天下”。

4月12日，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湖北中烟调研，要求湖北中烟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湖北中烟官网

湖北中烟的前身是武汉烟草集团，21世纪初，武烟正处于大而不强的尴尬状态，不仅距离云系、沪系这样的老牌烟草集团越来越远，即便与近邻湘烟对比，芙蓉王的高端崛起、白沙的规模优势也使武烟人坐立难安。

重压之下，武烟开始对旗下核心品牌红金龙进行颠覆性改造。

2003年下半年假中华细烟，红金龙品牌口号“日出东方红金龙”摇身一变为“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包装上的龙图腾也借力神舟五号发射成功的热点，演变为太空人，这一系列举措虽让红金龙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红金龙真的火了。

2004年，红金龙全年销售50多万箱，同比增长207.66%，增幅在全国各烟草品牌中排名第一。

红金龙的崛起给了武烟底气，花大力气培育旗下高端品牌——黄鹤楼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2004年底，单条价格破千的黄鹤楼1916面世。

由此，借力黄鹤楼、红金龙两大品牌，分别主攻高端和中低端市场的同时，湖北中烟，很快跃入了国内烟草行业的第一梯队。

2007年，红金龙销售突破200万箱，成为全国3个过200万箱的品牌之一，并与红塔山、红河、白沙并称“三红一白”，牢牢占据着廉价三四类烟的市场。而黄鹤楼销量虽不及红金龙的1/8，但也与中华、玉溪、芙蓉王一起被誉为“华溪楼王”，进入了中国高档烟草品牌的第一阵营。

此后，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三红一白”的产业地位和市场话语权逐步让渡于“华溪楼王”。面对销售减量的困境，红金龙启动转型，依靠细支烟以弥补常规市场的弱势；而黄鹤楼则一路高歌猛进，2018年黄鹤楼产销量突破200万箱，年度销售收入突破千亿元假中华细烟，2019年胡润品牌榜，黄鹤楼以1100亿元的品牌价值排名总榜第18位，力压百度、京东等互联网企业。

从红金龙到黄鹤楼，武汉烟草制品业自我更迭的同时，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相当可观。

武汉第一纳税大户

据武汉市统计年鉴，2010年，武汉烟草制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为312.36亿元，但在短短7年内，这一数值就已翻番，2017年武汉烟草制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已高达660.82亿元。

与此同时，利润总额也随之水涨船高，2017年武汉烟草制品业的利润总额已是2010年的4.5倍，高达83.54亿元。

2010-2017年，武汉市烟草制品业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总额/武汉市统计年鉴

不过，烟草作为“暴税行业”，利润却比利税低得多。

中国地方政府对待烟草行业一直采用“寓禁于征”的税收政策，一方面，“烟叶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地方税种支撑着地方财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能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中央地方共享税种或中央税种中分到一杯羹。

2010至2017年，武汉市烟草制品业利税总额从231.52亿元一路激增至571.61亿元，占武汉市规上工业利税总额的比重在2012年到达峰值35%后，始终维持在30%以上的水平，在所有行业分类中，利税最多。

2010-2017年，武汉市烟草制品业利税总额及占比/武汉市统计年鉴

由于烟草行业的税收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享，每年武汉市具体可分得多少蛋糕，详细数据不得而知，但从有关湖北中烟公司的利税报道中，或许可以窥知一二。

据《湖北日报》报道，2014年，湖北中烟在在省内利税超过500亿元，其中在武汉市入库税收295亿元，占武汉市2014年税收收入净增额的38.6%，为第一纳税大户。

虽然经济效益可观，但不可否认的是，烟草行业也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吸烟有害健康早已是社会共识。

但由于烟草业的经济贡献，武汉控烟条例的出台仍旧充满波折，中途甚至一退再退。

历经波折的武汉控烟令

2018年5月武汉市发布《“健康武汉203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5年要把武汉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以下。而此前根据武汉市卫生部门统计，武汉市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5.8%。

为助力“健康武汉”和“文明军运”建设，2018年7月，武汉市委、市政府下发《武汉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方案》，其中指出，在党政机关、医院、学校、宾馆、饭店、公共交通工具及影剧院、网吧等八大类公共场所要全面禁止吸烟，不能在室内设置任何吸烟区域。

武汉儿童医院门诊大厅醒目的禁烟广告/武汉发布

然而，2019年却迎来了武汉市控烟行动的第一次倒退。

当年1月，武汉市司法局公布的《武汉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九条规定，室内娱乐、餐饮、休闲服务场所在三年内限制吸烟，三年后将全面禁烟。

当时，“三年缓冲期”的设定受到多名控烟专家的批评。在控烟专家们看来，既然立法初衷是保障公民不受二手烟危害，那么就应该说到做到，不要给公众健康也留个缓冲期，这体现的是政府保护公众健康的决心够不够坚定。

实际上，武汉并非首个为禁烟设置缓冲期的城市，哈尔滨、深圳等地都出台过室内公共场所一定期限内限制吸烟的条例。但深圳设置缓冲期后，发现根本执不了法，便取消了缓冲期，此后禁烟效果立竿见影，而哈尔滨的缓冲期则到现在都还没结束。

但争议起初并没带来改变，武汉控烟令反而一退再退。

就在《征求意见稿》发布的3个月后，经过一审的《武汉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又将“三年缓冲期”改为“全面禁止吸烟的期限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发展需要予以规定”，相当于将原先宣称的三年内全面禁烟期限改为无期。

草案一出，舆论哗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青斌对媒体表示“这个条例可能是中国2010年以后出台的最差的控烟条例，刚性不足，是个非常不完善的立法。这样的法不如不立。”

终于，抵御不住舆论压力的武汉政府，决定修改《草案》，其中关于限制吸烟区的规定，以及依据城市发展需要设置全面禁烟期限的表述被删去。武汉市宣布自2020年1月1日起，全市室内公共场所及工作场所（含电梯轿厢）、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

至于，地方性控烟令会对武汉烟草制品业产生多大实质性影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知并不乐观，据其观察，目前控烟令在武汉的实施效果并不好，商户不会主动制止客户抽烟。并且，烟草属于成瘾性消费品，其需求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

除了控烟令外，武汉烟草制品业其实已历经2013年严控三公经费、2015年烟草税上调、2018年经济下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动荡，却始终表现顽强，在武汉经济中占据着一块阵地。

不过，由于背负着吸烟有害健康的道德负担，武汉烟草业也就只能闷声发大财了。

文/搜狐城市翟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