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郊区。那里每个社区基本上都有一个餐厅专供居民办红白喜事，可见这是“刚需”，造房子时就要留下这一大块。姨姐的小区极大，是世博会从华漕拆迁过来的，名字便叫“爱博村”，几个村加起来有十万居民之众。餐厅有舞台，可以放近百只圆台面，在几个村里还不是最大的。从前说办酒席是为了“敛财”，还说不少人惊呼“不胜人情债”。其实这对市郊来说酒店买中华烟，已经是老黄历了。我估算了一下，办婚典那一餐客人最多，有26桌；餐厅的规则是以最多的一餐计算，再加厨师一桌、服务员一桌，一共28桌。第一天是两正餐，其它每天都是三餐，一共8餐。每桌的费用是6800元。烟是中华烟，每桌每正餐2包，婚礼那餐5包；酒和饮料，种类繁多，敞开享受，婚礼那餐每桌多一瓶1000多元的五粮液。婚典仪式的费用是50000元。新郎是安徽人，他的亲人被邀来的不少，还有一笔住宾馆的费用。小的开支我没有问。红包，我们送一只，女儿一辈就包括在里面，基本占掉半桌了；只是婚典那天，新郎每一桌敬酒，尊称一声，便要给一只见面“小红包”。有10桌，是我外甥（新娘的父亲）的朋友，吃来吃去，无需红包。这样计算，肯定“入不敷出”。

大吃大喝，肯定是“陋习”。财力、时间和精力都是“超强度支出”，虽然准备了食品袋，都有“光盘意识”，但食物的浪费是难以避免的。大家都说，时间拖得太长了，有个一天便可以了；况且谁的胃也经不起三天的“美食轰炸”。新人及其亲属都累得满眼红丝。蹊跷的是，每一个，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都说这个“陋习”应该改改了，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说“不”，而是到了时候，照样“乖乖”按着老章程办事，相反，人有攀比的本性，富裕了就想显摆，至少不能落在人后，于是“陋习”还有更加奢华的趋势。由此体会到了“习惯势力”的强大，难以撼动。

但是真的改不掉吗？未必。我的家乡是浙江最富裕的经济强镇，从前办丧事，流水席就摆在大街上，和尚道士做法场，姑母去世，堂亲、表亲们三天三夜难以合眼，个个额头生青，脸色发黑。据说有人卖房办丧，还有因办不起丧事、丢不下脸而轻生的。可是这个延续了千百年的陋习，因为镇上一个办丧事不能超过多少天、多少席的文件就此“寿终正寝”，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原来那窗户纸也是捅得破的。当然，“红喜事”和“白喜事”性质不同，不能什么都能靠行政命令来解决的。

14日，吃完最后一餐，我坐地铁回家，走出车站，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但是却又沉浸到一种浓浓的失落中。生活里这种“三天狂欢”毕竟少之又少，是那种“盛宴不再”的惆怅。不止于此。我看到了老伴家的第二代都是那么亲热地交谈，没有半点隔阂，就像是一家人，因为他们常有见面交流的机会；而我这一边的孩子们酒店买中华烟，是堂亲、是表亲，是应该十分亲的”亲”，现在却几年没有见，见面也没有多少话说了！看到女儿女婿和表兄妹们欢谈，毛豆和小朋友们从台上疯到台下，我格外欣慰，生活就应该这样呀。我老伴和兄姐们、“小姐妹们”相处了三天，说说笑笑，好久没有那么开心了。这就是那些“陋习”的好处。不光是他们，就是我，这几天和女儿女婿，还有毛豆相处了很久，也是平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郊区的亲人们时常称自己“乡下人”，我们也往往把他们简单地理解成“拆迁致富”的幸运者，其实他们也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在亲情这一块，似乎比我们要重视得多。我们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制，先是无奈，后是习惯，再是自然，往往就习惯于“孤独生存”，怕“烦”怕“闹”，还觉得是自己“清高”，把社交看成“俗气”，当做“负担”，但是人是感情动物呀，怎么能没有感情上的慰藉和温暖呢？虚拟世界再好也是虚拟的，感情却是实实在在的。以后的亲戚越来越少，真希望毛豆长大以后，还和这些近亲远戚有联系、有交流，生命总是有一点热闹要好，不然人生太寂寞了……

陋习情不“陋”，把“陋”去掉，把“情”留住，可别泼脏水也把孩子都抛掉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