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经济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社会各部门各领域都能发现民族资本主义的身影，但仍然无力与外国资本相竞争。然而，中国的卷烟业却存在这样一家公司，它在内挤外压的经营环境中，通过国内历次提倡国货运动和企业自身经营策略的推陈出新，得以生存和发展，成为当时唯一可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的民族卷烟企业。这家卷烟企业正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简照南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由爱国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二人创办的。该公司成立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公私合营，其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是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而简氏兄弟以国货为号召，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也体现了爱国华侨励精图治振兴民族工业的决心和责任感 。

实业救国 创办烟厂

简照南，1870年生，广东南海人。由于家贫，作为家中长子的简照南很小就承担起养活家庭的重担。17岁时，他随叔父简铭石到香港巨隆瓷器店谋生，叔侄二人主要负责收取日本、越南等地的欠款。巨隆瓷器店倒闭后，简铭石、简照南只得留在越南做陶器、玉器、棉布等生意，几年下来积累了一些资本。简铭石看侄儿很有经商的头脑，又肯吃苦，于是拨出一部分资金，让简照南自立门户。由于简照南对日本的商业比较熟悉，便在神户开设了东盛泰商号，主要从日本批发海货和布匹到新加坡等地销售。1893年，简照南将18岁的弟弟简玉阶接到日本学习经商。之后，兄弟二人回到香港，创办怡兴泰商号，从日本进口杂货销往东南亚各国。在积累了一些资本后，兄弟二人又创办顺泰轮船公司，经营起了航运业，简氏兄弟的名气在南洋也越来越大。

20世纪初，我国掀起了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实业救国热潮，这对身悬海外多年的简氏兄弟震动极大。面对洋货对中国市场的冲击，简氏兄弟也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想法。

简氏兄弟见当时天津北洋烟草公司的“龙球”牌、日本的“云龙”牌、香港的“朱广兰”牌等香烟销路颇好，认为卷烟生意有利可图。于是，简照南拿出自己的积蓄，多方筹集资金，并寻得日本川井烟厂的技术支持，准备创办烟厂。1905年正月初八，简照南35岁生日当天，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在香港成立，厂址设在香港鹅颈桥。在公司成立大会的会场内越南代工烟，挂着醒目的大字标语“肥水不落外人田，中国人吸中国烟”，表明了烟厂的民族工业性质。当时公司取名“南洋”，也是为了表达与天津的北洋烟草公司一道对外之意。

烟厂当时的主要设备是4台日产蝴蝶式卷烟机，生产“飞马”“白鹤”“白金龙”“双喜”等牌香烟。南洋公司由于初办烟厂，缺乏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受到英美烟草公司（1902年，由美国烟草公司、英国帝国烟草公司等六大烟草公司出资成立的英美资本垄断烟草业的国际托拉斯组织）的竞争与排挤，产品没有销路，开工仅13个月，就负债10多万元。1908年5月，公司以资本亏蚀殆尽而歇业。

在困难面前，兄弟二人并没有畏难退缩。1909年，简氏兄弟将自己在香港的怡兴泰商号全部抵偿债务，决心重整旗鼓，再作尝试，并得到其叔父简铭石的9万元资助，集合资本13万元复业，改组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更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公司设在香港湾仔道199号。兄弟二人分任总、副经理。改组后的南洋烟草公司，简家掌握绝大多数股份，其中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占47%，另一兄弟简孔昭占47%。他们一方面充实内部管理，提高质量，打造拳头产品；另一方面向泰国、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开拓市场，打开销路。

在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和国内提倡国货思潮的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所出的国产香烟颇受欢迎。简氏兄弟还发起一系列爱国赈灾活动，由此极大地提升了品牌声誉，企业营业额也急剧攀升。

商战激烈 绝处逢生

191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产品逐渐在广州、武汉、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打开销路。到1919年，在中国设立了19个分局，这些分局全部位于华南、长江下游和华北。同时，在东南亚的业务也从未中断过，这些都为南洋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保证原料供应，简氏兄弟从改进烟草原料入手，并认为这才“为国货上根本之改良”。他们从美国购买优良烟种，编印各种有关烟草种植、熏烤的书册，培训大批人员，分派到山东潍坊、河南许昌、安徽凤阳等烟产地，广为宣传种烟技术。为了与英美烟草公司竞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采取了降低售价、增加分销利益、附送赠品、参加国货展览会等方式，促进产品销售。通过不断总结经验，简氏从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经营方式，这就是行家领导，研制“拳头”产品，灵活进行推销，注意广告宣传，加强资金周转，尽量节约开支。因此，该厂自开办以来，销售与日俱增，利润逐年增加。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

然而，中国的民族卷烟工业自诞生之日起，就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英美烟草公司。该公司资本雄厚，规模庞大，早有独占中国烟草市场的打算。英美烟草公司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向我国各地扩展，建立起一个广泛、深入、控制严密的销售网。然后通过各级销售组织，将全中国变成它的销售市场。正如英美烟草公司自己所说的，“北至俄边，西至藏界”，都有它们的踪迹。

其时，英美烟草公司占有中国卷烟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每年赚取的利润达七八千万到八九千万元，南洋兄弟所占市场份额不足其五分之一，处于竞争劣势。南洋兄弟的调查员1915年曾调查发现，上海的20多家大同行（在烟商方面，上海的批发商称“大小同行”）都与英美烟草公司有约，不得销售别家的货；170多家小同行也受大同行压力，不敢代售别家的货，南洋兄弟公司的业务员连日奔走都无人肯订货。1916年，在汉口、天津，南洋的产品销售额分别只有英美烟草公司的十分之一、十四分之一。1918年，在南京等地，英美烟草公司几乎控制了全部烟摊。它们不仅在产品质量、销路上占优势，在税捐上也享有特权。为了打击竞争对手，英美烟草公司除了在各种渠道排斥南洋公司的产品，还以削价竞销、津贴水脚(“水脚”即路费)、利用赠品宣传、打击南洋公司广告等方式争取市场，甚至专门针对南洋兄弟增加新品牌来抵制其发展。

1915年，南洋公司香港厂所创的“三喜”牌香烟问世，大受市场欢迎。因此招致了英美烟草公司的忌妒，说南洋公司“三喜”牌香烟涉嫌侵权，将与讼诉。南洋公司自知势力不敌，遂将“三喜”牌改为“喜鹊”牌，并将其因由通过报纸公之于世。于是舆论大哗，民众皆为南洋公司鸣不平，结果“喜鹊”牌以及其他各牌香烟的推销，反而大大见好。

1915年，英美烟草公司还曾利用“二十一条”激发民族情绪，指控南洋公司出产的是日本货。1919年，又利用“五四”运动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再次指控南洋公司是日资背景，假冒国货。为此，南洋公司在当年5月14日发表《敬告国人》文告称，公司先后两次在农商部注册，股东不止简照南一人，注册章程规定“股东以中国人为限”，简也并未脱离中国国籍（简照南曾于1902年入日籍，取名松本照南。1919年脱离日籍，恢复国籍）。几天后，中华国货维持会在《新闻报》证明南洋兄弟确系华人之产，国内外许多商号、学校也纷纷站出来声援南洋公司，都认为他们与外资争市场、为挽回利权贡献甚大。

从1914年到1922年，英美烟草公司至少三次想吞并南洋，但最终都没有成功。南洋公司在风浪中站稳了脚跟。

抓住时机 迅猛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资本势力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侵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业务得到迅速发展。1916年起南洋公司正式在上海设局经营，到1917年月销卷烟近2000箱。1918年，南洋公司又改上海厂为总厂，香港厂为分厂，工人达万余名。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也曾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过钳工。

1919年8月，为应对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简氏兄弟登报招股，将公司再次扩大改组，资本额为1500万银圆，简氏家族仍占全部股份的60%以上。创始人简氏兄弟的地位在7月17日签署的《新旧合同议据》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中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简氏昆仲所创办，功勋卓著，其劳绩永不可没……今简氏不欲独享权利，公之于众，俾全国同胞均可入股，其志行尤为难能可贵。况制造出品，推广销路，简氏具有10余年之经验，新公司正宜依赖熟手，藉资主持，故新公司允聘简照南君为永远总理，并承认其有权将其职任日后交与受托人，以示优异……原协理简玉阶君，自公司创办以来，缔造经营，备尝劳瘁，且富有经验，新公司仍聘为协理。”

这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历史上的一个新起点。此时，南洋于上海、香港等地共设5厂，同时开办锡纸厂，并在烟叶产地设收购处、焙叶场，市场遍及中国及南洋各地。在随后的几年里，公司年年盈利。1919年9月，《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即曾感叹南洋公司上海厂占地之大、建筑之伟、货物之多。

简氏兄弟还通过赞助公益事业来争取社会和舆论的支持。早在1915年，广东发生洪灾时，简氏兄弟独立组织救灾机构，购置小货轮带着粮食到各处救济，船头的旗上大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放赈”，社会各界对其纷纷给予好评。1920年，北方各省发生旱灾时，南洋董事会决定从当年10月起5个月内，每销出一箱香烟，捐洋5圆，而烟价不变。1931年，江苏、安徽洪灾时，他们又从每箱香烟中提取3到8圆捐给灾区。简氏兄弟还热心捐资办学、助学，为救济香港烟贩子弟设立义学，先后捐助几所国内著名大学等。这些举动都提升了南洋品牌的口碑，比单纯的商业广告影响深远。

一战结束后，列强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民族工业在不少领域都面临严峻的竞争，不少民族企业纷纷倒闭。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于卷烟工业。“五四”运动时期，国人提出“振兴国货，挽回利权”的口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得到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加之简氏经营得当，盈利继续上升。南洋的销售额在1920年到1923年间从2500万元增加到3200万元，增长了28%，利润平均每年超过400万元。

到1925年“五卅”运动国货热潮时，南洋公司仅在上海一地，当年7月下旬就新开了十多家卷烟厂。由于提倡国货最力，营业额急速蹿升，它从只有5000多工人，到6月下旬就增加到8000多人。1925年6月28日，简玉阶在讨论扩充股份、添设分厂的董事会上说：“自五卅案发生后，国人提倡用国货，热度日高，我公司近来销场过大，供不应求，各局索货万分急迫。各处正当团体以我无货应市，责备不堪。此等情形殊不可以寻常理想测之。我厂制造力量，日夜加工，仅供销场四分之一，而每月营业已在四五百万元……”

1925年7月中旬，南洋兄弟公司的职员对记者说，近来国人提倡国货的热情达到极点，陕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每天来订货的都有数十起。当月《京报》也报道说：“南洋烟草公司每天营业所得从五六万上升为二十五万元。”到1925年，他们的销售额已增长到3600多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进入鼎盛时期，与英美烟草公司在市场上较劲20年的简玉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但他不会想到，南洋没有被长期垄断中国卷烟市场的英美烟草公司吃掉，最终却落入了宋子文的权贵资本之手。

抗战爆发 受制于人

1923年10月28日，简照南在上海病逝。简玉阶继任总经理。1925年公司再度扩大，在浦东、汉口设立新厂。从1927年开始，由于中外卷烟业竞争加剧，民族资本得不到保护，再加上内部管理不善，家族矛盾凸显，公司连年亏损。1928年南洋亏损225万元，1929年亏损320万元。在20年代末的严重亏损后，1930至1936年间，南洋的年平均利润为70万元，仅为其早期年利400万元的一个零头。到抗战爆发前，南洋公司已濒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1937年，支撑这家企业多年，年过六旬的简玉阶将21万股低价出让给宋子文，宋子文借机控制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取得公司半数以上股权。简玉阶任董事和设计委员，实际处于闲职地位。之后的12年，南洋公司一直为官僚集团把持和控制。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宣传广告

全面抗战初期，上海民族卷烟工业遭受战火破坏，损失惨重。上海沦陷后，日商在日本军管机关“兴亚院”的支持下，首先垄断烟叶原料，然后设立“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和“华中烟草配给组合”，垄断卷烟销售市场。“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起初专门对外埠烟店配给上海日商烟厂的制品，后来“南洋”加入该“组合”后，才包括了华商烟厂制品的配给。

1943年3月，“专卖局”组建“华中烟草配给组合”，规定“军管”的颐中烟公司和中、日烟厂以及各代理商一律参加“组合”。华商方面除南洋、华成、福新、大东四厂单独参加外，其余各厂组织了两个联合单位参加，其中一个是烟厂单位，另一个是代理商单位。合计华商28家烟厂参加“组合”的卷烟牌号有48种，其中南洋8种，福新7种，华东、大东、大东南等7家烟厂各2种，其余19家烟厂各1种。另外，华商各厂的其他卷烟牌号均准予自由经营。

当时很多民族烟厂，为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只得选择一二种次要的牌号作为配给烟，而把名牌烟或者畅销烟留作自销，例如大东南的“白兰地”、华美的“克雷斯”、华明的“百万金”，等等。据“华中烟草配给组合”规定，凡加入“组合”的产品，按月照所配卷烟箱数配得烟叶、纸圈等原料。民族烟厂为求生存借此取巧，配得的优质烟叶用于非配给烟的制造，而将市场上购得的次等烟叶用作配给烟制造。由于“组合”配给烟采取高、低级烟搭配的方式，所以不存在配不出去的问题。华商烟厂自产自销的卷烟，在当时卷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售价可随物价上涨而提高，同等品质的非配给烟可以比配给烟的售价高出一倍左右。尽管如此，当时上海的民族烟厂在原料缺乏，价格昂贵，煤、电限制，敌伪机关的敲诈勒索等恶劣的环境下，一般烟厂的产量都日趋衰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出现了开工不足的现象。抗战期间，民族卷烟工业处于危机之中。

公私合营 重获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上海厂、重庆厂、汉口厂、广州厂相继实行了军事监管，没收官僚资本，成立了临时管理委员会。1951年2月，南洋公司通过公私合营协议，企业改名为公私合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玉阶出任副董事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被聘为总经理。到1957年，公司盈利增长了10倍以上。上海、汉口、广州、重庆四厂先后改为独立核算单位越南代工烟，全部纳入国家计划。

1960年，“南洋”董事会决定，委托中国银行驻香港总稽核室代管其香港厂。

196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北京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决定扶持振兴老牌民族企业“南洋”的发展，并责成国家有关部门在优质烟叶的供应上给予鼎力支持。

1965年6月，“南洋”香港厂完成由香港的鹅颈桥旧厂迁往九龙新蒲岗六合街6号的迁址工作。搬入新厂区后，公司添置和更新了设备，业务发展也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其在香港的销售逐年增加，出口市场也稳步扩大。

1980年，“南洋”在产权关系上正式归属上海市政府。1981年，上海市政府在香港注册设立了全资窗口公司“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实业集团”的前身)，“南洋”成为“上实”旗下的成员企业。从“上实”接掌“南洋”起，“南洋”走上坚持突出主业、不断拓展海外市场的发展新路，并逐步实现生产与管理的现代化。

1996年，“南洋”经过重组，其资产进入“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上实控股”）。是年5月30日，“上实控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南洋”跃上生产经营与资产经营相结合的发展新阶段。

1997年香港回归后，在亚洲金融危机最险恶的时刻，“南洋”在上海实业集团及“上实控股”的全力支持下，不仅不“内撤”，反而更加坚定扎根香港和支持香港经济繁荣稳定的决心，当即投下8.8亿港元的巨资对厂房进行搬迁扩建，使生产设备和管理系统全面更新升级，大大提升了“南洋”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如今，“南洋”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核心技术、生产与管理全面现代化的企业集团，并且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品牌信誉。

纵观旧中国的近代民族卷烟工业，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下，既担负着繁重的苛捐杂税，需要面对外国企业的激烈竞争，又受着自身的分散性、依赖性和投机性的制约，不可能获得独立、持久、充分的发展。然而，像“南洋”那样经历过各种风浪而幸存的一些民族烟厂，在经营管理、产品销售等方面均积累了一定的有益经验。这对于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企业经营，仍极具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