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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百科知识》
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本能，更是人类得以繁衍壮大的敏锐触觉。然而在烟草面前，这种本能与触觉显得迟钝而麻木。例如，尽管香烟包装上赫然写着“吸烟有害健康”或印刷着恐怖的烂肺图片，吸烟者依然我行我素，对烟草不离不弃；尽管现代医学不断证实吸烟会对人体多个脏器造成损害，但全世界烟民数量仍在不断上升，烟草企业更是无需广告也赚得盆满钵满。 据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2015年的统计显示，全世界11亿吸烟成瘾者中，有约2.5亿来自中国，且中国青少年吸烟的人数增长速度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让中国面临严峻的控烟形势。2015年6月1日起，《北京市控烟条例》正式实施，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环境和室外排队等场合的吸烟行为都被明令禁止。 五六百年前，漂洋过海的烟草改写了世界经济作物的排行榜，也孕育出庞大的吸烟人群。是什么力量推动这一肥大的草叶跨越山海，突破地理环境、政治宗教、文化风俗等的藩篱从美洲一角旅行到全世界的呢？追溯烟草在世界的旅行轨迹，探寻烟草在中国的历史旅行线路，让我们在熟悉烟草前世今生的同时，也多一份自觉控烟的责任。
祭祀神草与治病良药——烟草的欧洲通行证从植物学角度看，烟草与土豆、胡椒等均属于茄科植物，其原产地在美洲。烟草根叶粗大，但种子非常小，1盎司约有30万粒。烟草家族庞大，按燃烧快慢和吸食方式，可分为雪茄、香烟（卷烟）、鼻烟、嚼烟、旱烟等类型。无论哪种类型的烟草，其主要活性成分都是生物碱尼古丁，这是一种可以麻醉身心和舒缓紧张的化学物质。从词源上看，烟草的英语来自葡萄牙语，而葡萄牙语的这个词汇则是北美印第安语的直接转音，中国明清文献中将烟草称为“淡芭菰”也来源于此。烟草之所以先出现在葡萄牙语中，与其在美洲被发现的过程有关。 1492年10月，环游世界的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大陆，来到了今天中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同年11月6日，他的航海日记中出现了烟草的身影：“两个基督徒在归途中，看见许多男女穿过村庄。男人手中常拿着一根柴棍和一种草，吸草点燃后冒的烟。这是一种干草，把它放在干叶子上卷成筒，就像圣灵狂欢节时小伙子们做的那种纸枪。然后，那玩意儿能使肌肉麻痹，使人昏醉，但据说也能使人消除疲劳。当地人将其叫作托巴菰。”之后的友好交往中，印第安人将烟草作为礼物赠送给远道而来的航海者。随后，航海团队中的两位葡萄牙船员杰里萨·罗德里和托里斯·露易丝被烟草吸引，并试吸成瘾，将烟草带回并介绍给欧洲。烟草全球旅行的第一步自此开始。
波纳帕克神庙陶器上玛雅人吸烟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洲烟草的培育和种植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人们至今仍能从玛雅人和印加人的建筑与雕刻上发现烟草祭祀和吸食的图画。美国烟草史研究者肖恩·加布指出，早在1492年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这片大陆上就已经弥漫过烟草的味道。如在玛雅文化中，烟草或被放置在祭坛上点燃生烟，或由祭师将吸进口中的烟喷向空中，以向众神表示驯服。在墨西哥的帕伦克城，残存玛雅文明古庙的石壁上就保留一个用长烟袋吸烟的神职人员浮雕；稍后的阿兹特克人也延续了用烟草献祭神灵的习俗，当成千上万的俘虏被献祭给第一太阳神泰兹卡特里波卡时，点燃烟草腾起的浓烟便是不可缺少的前奏仪式。时至今日，巴西雨林中的原始部落依旧保留着烟草的神圣功能。每逢重大节庆，部落酋长会点燃自己的烟斗，将烟雾喷到年轻的部落成员脸上，以传递英雄的美德和果敢精神。 除了祭祀，烟草还被用于治疗病痛。在早期欧洲探险家的报告中，当地美洲人通过咀嚼、涂抹、吸食烟草等形式应对多种疾病。加拿大植物医学家爱德华发现，印第安人曾将捣碎的烟草叶子制成泥敷以缓解和治疗风湿、喉咙肿痛、皮肤感染和其他肿胀，而且效果不错。此外，直接咀嚼烟草用于治疗牙齿肿痛也在印第安人中颇为流行。而吸入烟草点燃后的烟气，能明显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延迟饥饿感并提振精神，所以在美洲大陆，烟草一度被人们视为“神草”。这也就不难理解，欧洲航海者初到美洲时，当地人为什么把大量烟草作为礼品赠送给他们。
也正是基于医疗方面的功效，烟草堂而皇之地旅行至欧洲，最先落脚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然后迅速扩张到整个欧洲。 尽管有药效，但早期欧洲人不大接受吞吐烟雾的烟民，因为口鼻喷烟的形象与欧洲基督教徒严谨的生活要求格格不入，所以16世纪时不少国家尤其是罗马教廷都谴责并禁止人们吸烟。但很快，推动烟草旅行的领军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沃尔特·罗利爵士（1552～1618）。 沃尔特·罗利爵士是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皇室成员，他早早撇下宫廷的荣华富贵，乘船前往美洲土地上探究新事物。在新世界的旅程中，他吸食烟草成瘾，并赋予烟草“澄清思想，给予快乐”的品质。回到英国后，他不仅频繁在公开场合抽烟，还宣扬烟草的好处。由于他在英国乃至欧洲大陆上流社会的影响力，烟草逐渐在男士俱乐部、狩猎派对和文艺沙龙等社会群体中流行，吸烟也成为继跳舞、骑马、狩猎和打牌之后贵族们新的时尚生活方式。
沃尔特·罗利 巨额税收与战场军需——烟草旅行世界的利器欧洲上流社会吸烟者的示范与引导，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加入到烟草的迷恋队伍中来，烟草的需求量随之激增。到了17世纪初，烟草重新旅行回北美，并以商业种植的模式悄悄成长。一位名为约翰·罗尔夫的英国农场主远涉重洋，在北美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种植出世界上第一批商品烟草。不同于100多年前哥伦布在中美洲发现的烟草，约翰·罗尔夫选用的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草种。这些草种不仅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而且口味也更醇厚甜美。美国烟草史研究者杰森·杨在《烟草的历史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一文中指出，1612年，罗尔夫的烟草庄园就向英国出口了价值2300英镑的烟草，向西班牙出口的烟草价值更高达5830英镑。巨大的市场和超高的利润极大刺激了北美的烟草种植，至1615年，仅弗吉尼亚一地发往欧洲的烟草价值就超过了2万英镑。
烟草贸易如此兴旺，很快刺激了殖民地政府的征税需求。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到的：“烟草制品是生活非必需品，同时又是被广泛消费的商品，可成为征税的理想对象。”与其他商品不同，烟草成本低，需求刚性强，所以烟草的税收从一开始就远远高于其他商品。从17世纪开始，烟草税为北美各殖民地政府带来丰厚的收入。人们用烟草缴纳税收，用烟草换取生活必需品，烟草一度成为第二货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烟草的旅行有如神助，越走越远。 另一方面，烟草还引发了地区人种构成的变化，因为不管是种植、养护还是采集收获，烟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以17世纪的北美为例，这里地广人稀，面对烟草业的兴盛，招募大量人口势在必行。最初在北美种植烟草的人大多来自英国的贫苦阶层，他们签下协议，换取前往新世界的船票和未来美好生活的机会。随后，农场主们发现来自非洲的奴隶更能节约生产成本，于是在1660年，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个州都通过了奴隶制合法的法律，在随后50年中，黑人人数增长了35％，黑人逐渐成为美洲烟草生产的主要力量。
几乎在重返美洲的同一时期，烟草也被引种并旅行至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这里三面环海，北临黑海，西对爱琴海，南濒地中海，地势自东向西自然降低，境内多湖泊、河流和沼泽，大陆性气候显著。这里生长的烟草叶面窄小，色泽丰润，具有独特的芳香味道；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安纳托利亚烟草很快就成为英国、西班牙、威尼斯等地商人的首选货。 到了19世纪初，当时的埃及总督卜拉欣帕夏将烟草作为士气助推器装备自己的军队。在与法国人的阿卡围城战中，埃及士兵将烟草包裹在火药包装的纸管中吸食，此举被认为是香烟（卷烟）发明的标志。自此，香烟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战场上，香烟不仅能缓解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也能帮助士兵消磨无聊时光。甚至，作战受伤时，烟火或烟丝能有效对小伤口进行止血。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战事正酣，北美联军司令华盛顿向支持者发出了“有钱出钱，没钱出烟”的倡议；到了20世纪初，香烟正式成为各国军队的首要军需品，口衔香烟几乎成为士兵的普遍形象。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烟草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更加凸显。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制定相关政策，降低烟草种植企业税收，延缓烟草种植者的兵役。斯大林、丘吉尔、麦克阿瑟等盟国统帅都在公开场合吸烟，义务为烟草做宣传。最终，这场持续多年、波及全球约17亿人的战争成为烟草最好的推广广告。
从“淡芭菰”到“相思草”——烟草的中国旅行如果说火是人类文明的亮点，烟则是物质燃烧的副产品。与火的热烈温暖相比，烟熏眼刺鼻呛人咽喉，令人感官不快，所以中文里的“乌烟瘴气”“七窍生烟”等成语都带有明显贬义。当然，“烟火”关系并非绝对，随着文明的进步及宗教意识的发展，中国先民发现火虽明旺亮烈却辐射范围有限，烟则可以袅袅绵延直上云霄，于是人们“柴于上帝”，即在高山上燃火成烟，以与天上神灵进行沟通；又如在烽火台上燃起狼烟，用于传递军情。烟草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反转”了“烟火”的逻辑关系：火是工具，烟是目的；生火是动物性物质性本能，而生烟则是精神性心理性追求。因此，对于明代之前的中国人而言，吞吐烟雾要么是天上飞龙的本领云霄香烟，要么是来自西域杂耍天团的魔幻把戏。随着烟草和香烟在欧洲的流行，随着西洋的“淡芭菰”逐渐成了自产的“相思草”，中国人“以筒烧吸，喷云吐雾”的吃烟时代也到来了。
从时间上看，明代中晚期云霄香烟，吸食用的烟草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中。会稽名医张景岳（1562～1639）在其《景岳全书》记载：“烟草自古未闻。今自我万历（1573～1620）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皆种之。”从福建广东到江浙两湖，烟草在中国境内的旅行线路在张景岳笔下清晰可见。随后的100年间，烟草以惊人的速度跨越中国的山山水水，“达于天下”。明末，烟草“渐传至九边”。至清康熙年间，烟草已是“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就连偏远的青海都有烟草种植了。 从旅行线路上看，历史学家吴晗考证认为，烟草进入中国的路线最少有三条：其一，由荷兰人从墨西哥传播至菲律宾，菲律宾至中国台湾，再由台湾传至大陆。其二，由葡萄牙人传至印度及西亚和日本，经日本传至朝鲜半岛及中国东部。其三，由布哈拉汗国商人传至西伯利亚，再传至中国北方。
尽管烟草身披“治病救人”的华丽外衣，但不少有识之士仍能透过重重烟雾看到其危害，并发出劝烟和禁烟的振聋发聩之言。如明末学者方以智就在《物理小识》中明确指出烟草“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就曾因烟草种植与粮食种植相冲突，实属舍本逐末，而且烟草种植耗费人力较小麦、高粱、稻谷、棉花等要高得多，所以“下禁烟之令，民间私种者问徒，法轻利重，民不奉诏，寻令犯者斩”；清世宗雍正皇帝对烟草的态度与崇祯皇帝相似，他说烟草“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也”。 不过对于吸烟成瘾者来说，烟草的确是“相思草”，因为“一刻不见，如隔三秋”，禁烟和戒烟十分不易。2018年，中国烟草利税收入高达1.16万亿人民币，上交国家就有1万亿。一面是烟瘾者的不舍，一面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要控烟、禁烟，真还得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
